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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视听前线

摘要: 之前看到或听到的民族音乐都是由单件乐器的独奏或者几件乐器的重奏,可是民族乐团到底是什么呀,怎么从来没有在古代文献里听说过?

民族管弦乐团的前世今生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每年的“国乐盛典”音乐会实际上是广东民族乐团为广大观众们呈现的新年音乐会。如果对民族音乐不熟悉的朋友们,估计会问:“我之前看到或听到的民族音乐都是由单件乐器的独奏或者几件乐器的重奏,可是民族乐团到底是什么呀,怎么从来没有在古代文献里听说过?”


这个问题并不幼稚,因为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民族音乐走向系统化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不过要理解这个问题,就要从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史开始讲起。



其实在很久很久之前的殷商时期,中国已经有“民族乐团”的概念,而取代殷商统治中国的周王朝则确立了古代中国一个非常系统化的民族乐器合奏形式——“雅乐”。周武王建立周朝不久,就命周公旦制礼作乐,建立各种贵族生活中的礼仪和典礼音乐。这一部分乐舞就是所谓的“雅乐”。它包含了始自远古的图腾及巫术等宗教活动中的乐舞及祭祀音乐。黄帝的《云门》、尧帝的《大咸》、舜帝的《九韶》、禹帝的《大夏》、商汤的《大燕》,配上周朝的《大武》,合称六代之乐,构成了祭祀天地山川、先妣、先祖的完整的祭祀系统。“雅”就是“正”的意思,“雅乐”就是“正乐”,这是对于地方之乐而说的。《诗经》中二雅所收录之诗,多为西周王畿(国家首都)以内的诗歌。周天子建都的王城,此外还仿照这些雅乐,制作了一系列的雅颂诗乐,就是《诗经》的大雅和三颂。在周朝的礼仪活动中,严格的规定不同的场面使用不同的音乐。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参加典礼的贵族受到伦礼教育的感化,造成一种庄严、肃穆、安静、和谐的气氛。各种主要典礼音乐的歌词,大都载于《诗经》中的“大雅”、“小雅”、“颂”;少数属于“南”。


随着周朝的衰落和社会的发展,贵族们对雅乐渐感厌烦而去欣赏俗乐,如《乐记》所载,魏文侯“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因此孔子曾感叹地说:“礼崩乐坏”。《颂》、《雅》、二《南》原为雅乐,可以弦歌;但在春秋之时,礼坏乐崩,不能尽合,孔子正之,因此雅乐能够依附儒家传统,在中国文化中存在近千年。儒家把“乐”作为君子必修的六艺之一,推崇“雅乐”。孔子对音乐就极有研究,他精通乐理韵律,善于咏唱弹奏。《诗经》的《风》、《雅》、《颂》中,很多是周代雅乐曲目,秦、汉以后的雅乐,除袭用周代雅乐(如《韶》、《武》)之外,或另有创作,或自民间俗乐加以改造。汉代以来,太常寺太乐署执掌雅乐,乐府执掌俗乐。三国时杜费仍能演奏诗经雅乐,曹操令他创制雅乐。


宋代之后,经靖康之变金人灭宋,原本宫廷乐师随徽、钦宗北俘,雅乐消亡。至明代复兴雅乐,由隶属礼部的教坊司负责,后来负责俗乐的钟鼓司取代了教坊司的职能,内廷俗乐成为宫廷用乐的主导和主流,这时雅乐用的音乐已被俗乐取代。尽管如此,但是乐器合奏形式却没有被动摇。


直到民国时期,在1920年代的上海,由郑觐文等人成立了大同乐会,致力于传统乐器改造和创新,并组成了一个乐队,分为吹、弹、拉、打4组,当时乐团编制约30人。大同乐会根据中国传统音乐改编一批适合于这种新型乐队演奏的合奏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由郑觐文、柳尧章根据琵琶曲《浔阳夜月》改编而成的合奏曲《春江花月夜》。


1935年,中央广播电台国乐团成立于南京,为中国最早的正式民族管弦乐团,后来在对日抗战期间迁往重庆,一直努力于乐团编制的改进以及乐器的改革,包括音域的增加、中、低音胡琴的改革等。1949年以后,中央广播国乐团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台湾大学于1952年,台湾师范大学于1953年成立国乐社。


中国大陆于1952年成立了最早的大型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1953年,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北京成立,在彭修文等人的努力下,在乐团声部编制、乐曲创作,以及乐器的改进上都有很大的成绩,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编制,成为后来民族乐团的基础编制,至今未有重大的改变。



现代民族管弦乐团编制,一般分为由彭修文订立的吹、拉、弹、打四组。以胡琴对应交响乐团的小提琴、中提琴,并以大提琴或革胡及低音提琴或低音革胡代替早期的低胡以加强低音声部。唢呐和笙对应铜管及木管乐。打击乐器同时使用堂鼓、定音鼓、军鼓等中、西乐器。最大的特色在于弹拨乐器的大量使用,以及大量中国特色的打击乐器的使用。


民族管弦乐团一般指60人编制的乐团,演奏大型合奏曲(又称作民族管弦乐曲)及大型协奏曲为主,部分中乐团同时设有丝竹乐团,以大约10-30人的较小型编制,来演奏传统丝竹乐或新作的小型合奏曲。



民族乐团演奏的大型合奏曲,在旋律上大多是取材于中国传统的民歌、戏曲、器乐独奏(如古琴、筝、琵琶等)及丝竹曲(如广东音乐、江南丝竹)中的旋律,或依照中国音乐中常用的五声音阶为基础所新创的旋律;但在作曲方式上,则主要采用西方交响乐中的曲式、调性、配器法、合声、对位等作曲的原则。而近年随着音乐理论的发展和作曲家群体的不断壮大,出现了许多为民族管弦乐团创作的管弦乐曲和协奏曲。如《瑶族舞曲》(经典中的经典)、卢亮辉的《春夏秋冬》、谭盾的《西北组曲》、姜莹的《丝绸之路(又名库姆塔格)》、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刘星的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何郭文景的竹笛协奏曲《愁空山》等。


和传统丝竹合奏比较,现代中乐团除了编制较大之外,有以下几点不同:传统丝竹合奏以单线条旋律加花演奏,形成支声复调;在现代中乐团的声部则以和声造成音乐织体。传统丝竹合奏没有总谱、没有专责的指挥,往往由笛子、高胡,或掌板担当领导的角色;现代中乐团由指挥领导演奏。传统乐器以高中音为主,缺少低音乐器,演出的编制有弹性,并非固定;现代民族管弦乐团模仿交响乐团分为吹、弹、打、拉4声部。乐团的整体音域较大,每个乐器家族都有高、中、低音乐器,并且应用近代发明的低音键笙、低音唢呐、革胡等等乐器,而为了补充低音声部,还引入了西方管弦乐团中的大提琴声部。传统丝竹合奏以五声音阶为主,有时运用乙反调的七声音阶;现代民族管弦乐团乐团偏向以十二平均律为标准,不少改革乐器能演奏半音音阶,亦引入功能和声,以及20世纪的现代音乐写作手法。很多传统乐曲是借着不停的演奏,口传心授,流派风格的演变而来,并没有专责作曲的概念;现代不少民族管弦乐团都会委约作曲家专为乐团创作新作品。



至于摆台的方式,各团差异较大,但一般打击乐距离指挥最远,然后是吹管。拉弦和弹拨声部的排列,大体有两种方式:一是高、二、中胡在指挥一侧,弹拨和低音拉弦乐器在另一侧(但是扬琴一般在正中间正对指挥)。另一种是将弹拨放在吹管前面(扬琴仍在指挥面前),然后拉弦分布在指挥两侧。



目前有许多乐团都在尝试在音色的和谐性上下功夫,如香港中乐团使用的环保胡琴采用了PET薄膜代替蟒皮,使得拉弦声部的音准和音量都有明显改进;改良阮咸和用小阮代替柳琴也使弹拨声部更趋于统一。此外多年来还出现了乐队中琵琶减少、中阮大阮增多的趋势,目的也是取得音色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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